北京的地坛公园是自八十年代后提倡保护文物，开发旅游而名声鹊起的，地坛庙会，地坛书市等一系列市场活动使得更多的人知道了地坛，从而去了解地坛与大名鼎鼎的天坛之关系；而我小时候地坛似乎很默默无闻地鲜为人知，除了附近的居民。
我们就叫它 地坛，很少有人用全称 地坛公园。
从雍和宫大街往北过护城河不远就到了地坛南门。很长时间以来我对地坛四个门的方向都很糊涂，打算进南门是朝北走，要进东门则是朝西走，其它两个门和方向也如此。地坛本身的座向是东西南北横平竖直的，四射开来定位其东西南北，而行人则是聚拢而去。
我知道我肯定越说越糊涂，就此打住。
从南门进去后右手是一片松柏树林，那些苍松古柏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即使是正午的阳光也穿透不过。小时候走过这片古木厚叶的松柏林时总是胡思乱想地左右四顾，担心哪颗古树的背后会突然冒出什么来。
过了这片松柏林就是一片开阔地，抬头可以见到天日了，这里是儿童游乐场，我来地坛的目的地。说是游乐场其实只有两个完好的秋千，其它的转椅，翘翘板，滚筒什么的也曾经有过，后来陆陆续续地坏了，似乎就再也没被修好过。
有秋千就够了，因为没有其它小孩儿来玩，每次几乎都是只有我和玩伴儿们。偶尔也会看到一对成年男女坐在秋千上彼此含情脉脉，我们便很扫兴地等着这两个大人离开，把秋千让给我们小孩儿。有时这些大人还热情地要帮我们推秋千，那样助力，能够很快地就悠起来悠高，可是奶奶嘱咐过多次，不要与陌生人搭话，小心那是拍花子的 (拍花子是北京话，是指拐卖小孩儿的)。
以满脸的不信任拒绝着疑犯男女的提议，怯怯的望着对方走远，我们才尽兴的荡秋千，没有他们推也能把秋千荡得很高很高。
我谁啊。
出南门外左手边有一座铁塔，不是铸铁的古建筑而是电线塔似的，荡完秋千从地坛出来后，一定要攀爬一次这座塔。徒手从最底端爬到最上边再下来要不短的时间，有的小伙伴爬到一半往下看，会害怕得就不敢再往上爬了，这时如果是轮到谁在下边守候，则会仰着头冲上边喊，”接着爬，继续，不要往下看！”。
不记得那时我们习惯说”加油”。
从塔上下来后怀揣着满满的成就感回家，回到家里后不敢与奶奶的眼神对视，因为每次去地坛时奶奶都要嘱咐说，远离那座铁塔，打雷时会被霹着。而每次我按耐不住地准备攀爬铁塔时心里总是先对自己说，没下雨，没打雷，爬！
回家后也做好了与奶奶顶嘴的准备，今天没打雷没下雨！
记得那时的地坛南门外还有一片水塘，那里是我们夏天去捉蜻蜓的地方，北京话叫逮老琉璃(拼写可能不对)，后来知道老琉璃与蜻蜓还是有区别的，蜻蜓长得浓眉大眼的穿绿色锦袍，而老琉璃则小眼眯眯的着黄色衣冠。
逮老琉璃先得有一个捕网，用竹子条挝成一个椭圆做框架，绑好绑实一头，然后用梭子和白线织中间的网。框架竹子条很容易找，那时的地坛像个有围墙的荒园，到处是一人多高的杂草野藤；竹梭子也可以在商店买到，而织网的白线则来源有限，得有人家在工厂做工，把发的白线手套攒着不用，然后给小孩拆了用来织网，挺不好淘涣的。
别跟我说去商店买就是了，懂的自然懂。
除了捕网之外还得有一个”钓饵”把蜻蜓吸引过来，这个简单容易，把白纸团成一个团，分量要重一些，一端拴上一条长线，齐活。行头备齐后，一定要选在傍晚时分，去池塘边一手抡转着白纸团”招锋引蝶”，一手拿着网子扑捉，和钓鱼有些相似。逮得的老琉璃就夹在手指间拿着，我和小表哥两人双手可以夹十几不超过二十只蜻蜓，手夹满了我们就回家。
回家后把蜻蜓放飞到房间里说是让他们吃蚊子。唉，现在想来，蜻蜓们傍晚时分在池塘上飞，就是在蚊子高峰时分和蚊子最常出没的地方尽职尽守呢，倒是年幼的我们，无事生事地破坏了这自然平衡。
我上小学时地坛修复了一些，也多了人气儿。虽然所有的古建筑仍然不开放，但是中轴线上的土路不再而变成了砖路(还是柏油路？)。那时父亲下班后常常去地坛下棋，公园里聚着不少棋友儿，而我正好借机在地坛的空地上练习骑自行车。父亲的28寸大车我坐在座位上是够不着脚蹬子的，不得不从横梁下掏着骑，当然姿势非常难看，可当时的小朋友都是这样练习骑自行车的，不丑我一个。
那时的自行车是交通工具还得凭票儿供应呢，谁家也没有给孩子买辆小号的自行车。
后来父亲还在单位里拿了围棋冠军还是亚军，高兴得把奖状挂在了家里的墙上，对此我很不以为然。年少的我完全不懂得分享他人的喜悦，也不懂得分忧，自我自私。为此修养了余生至今仍时常的积习难改，尤其是在没有镜子的时候。
作家史铁生写过一篇很有名的随笔”我和地坛”，一个摇着轮椅连续15年每天去地坛的人之生活积累和对生与死的思考，不知何人写地坛还可以出其右？很后悔在写我的地坛之前读了史铁生，它让我不敢动笔。
读史铁生”我和地坛”这篇长文，最最感人的章节是写母亲的那部分，如果说母爱是共性的话，那么史铁生则通过文中地坛这个载体用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写出了个性的痛定思痛。这是属于史铁生独有的地坛！也因而启发了我写下儿时经历而不是眼中观察到的我的”我与地坛”。
